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英國《星期日電訊報》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體”（Chinamerica）的概念。一時間，“中美全球共治”、“G2”成為熱點。彼時，大多數人不能想象，中美兩國將在貿易、科技等領域爆發今天這般規模的沖突。
今日中美之爭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歐美民粹主義抬頭的根源是什么？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是否必然會導致與先發國家的進一步對立？全球化是將繼續，還是會倒退？這些都是本文將要論及的內容。這些看似宏大的問題，已經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本文將從“全球化”這個視角，來深入剖析今日的局面。
美國今天仍是全球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但在一個經濟強盛的國度，出現民粹主義浪潮是難以想象的。美國民粹主義的抬頭，源于其國內體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現為美國國內不平等程度的惡化，中下層民眾經濟水平持續倒退。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當選后，對中下層不太關心的美國商業精英階層，也開始關注過去十幾年來關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對美國國內體制和全球貿易體系展開反思。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里奧（Ray Dalio）在2017年10月23日發布了一篇研究報告《我們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能夠有效的幫助我們理解美國今天民粹主義興起的經濟因素。我們在此結合以下歐美學者的觀點加以論述，這些優秀的學者包括：美國西北大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布蘭第斯大學教授、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德國馬普研究會研究員埃里克·萊曼（Erik E. Lehmann）以及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
一、美國貧富差距的現狀
達里奧在2017年的研究報告中，將美國民眾從經濟上劃分為前40%（Top 40%）和后60%（Bottom 60%）兩個人群。自1980年以來，美國實際家庭收入的中位數雖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夠將其收入儲蓄起來（以現金或金融資產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國人都處于“月光族”的狀態，無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項報告，1983-2013年這30年間，位于后33%美國人的實際財富均值事實上在下降，從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實際財富均值，在這30年間一直停滯不前（僅從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他們實際擁有的平均財富在這30年間翻了一番，從318,100美元上漲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凱蒂做了更為細致的研究，今天美國最富有的10%人群擁有全部資本的70%，其中有一半為最富有的1%人群所擁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擁有全部資本的大約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產），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擁有全部資本的5%（皮凱蒂，2014）。如果再具體的話，今天美國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們的收入70%來自資本；如果擴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來看，他們的收入有60%來自勞動收入，這主要是跨國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級明星的勞動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級經理人，也即美國大公司的CEO薪酬與普通工人工資的比率，從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從1978-2013年，美國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僅增加了10.2%（賴克，2016）。
以上就是今天美國貧富懸殊的現狀。
2019年5月23日美聯儲發布的抽樣調查報告顯示（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在遇到緊急意外情況需要支出400美元時，有39%的被調查者無法以現金、儲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進行支出，其中27%的被調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應付這400美元的緊急支出，而剩下12%的被調查者則完全無法應對400美元的緊急意外支出。這僅僅比2013年美聯儲同樣調查所顯示的情況略好，該年有50%的被調查者無法自行應對這些看似金額不大的緊急意外支出。
更大的挫折還在養老、教育、壽命和醫療方面。
達里奧的報告指出，美國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擁有退休金賬戶，這意味著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沒有退休金賬戶。而那些擁有退休金賬戶的后60%人群，養老金賬戶（如401(k)賬戶）平均不到2萬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學生債務（student debt）只占其總負債的5%，而后60%人群的學生債務卻要占到其總負債的17%。美國的本科畢業生有將近70%在離校時身負債務，平均負債超過3.5萬美元，1/8的畢業生在畢業后需要償還的“優秀學生貸款”超過5萬美元。截至2016年，美國仍未清償的4,330萬學生（包括在校生、畢業生、肄業生）的助學貸款總計超過1.3萬億美元，超過40%的學生貸款人已經拖欠或者違約（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讓美國中下層負擔沉重，隨著美國制造業的不斷萎縮和外遷，中下層就業渠道的不斷收窄、實際收入的持續下降，使美國中下層的年輕人逐漸對生活喪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喪失，使美國成為唯一一個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業國家。對于后60%人群而言，過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來上升了大約20%，主要原因是毒品/（藥物）中毒（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2倍）和自殺（自2000年以來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們都知道，美國本土正在打一場21世紀的“鴉片戰爭”，這也是特朗普政府與中國談判時要將控制芬太尼列為重要議題的原因。美國藥物毒品問題的根源，在于曾經制造業地區的大量人口無法實現有效就業，而知識經濟對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這些地區的民眾所能承受的，他們的下一代已被隔絕在未來之外。
特朗普勝選后，《鄉下人的悲歌》一書迅速在美暢銷，這是出生于美國鐵銹地帶的80后J.D. Vance的自傳，以其個人經歷詳述美國下層民眾今天的生存現狀，失業、酗酒、吸毒、普遍的離異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問題已經舊工業區普遍到令人驚訝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區并非曾經落后，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國工業的中心。盡管Vance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魯法學院的學業，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但通過他的敘述，我們能夠深深感受到那種對自己家鄉的絕望。
除此之外，美國仍是醫療成本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也是唯一沒有實現人人醫保的大國。在2016年時美國仍有2,800萬人不能享受醫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奧巴馬力主的《平價醫療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慮到美國后60%人群根本無力承擔多余的數百美元保險支出，進而被特朗普在參選時猛烈抨擊，為其俘獲了相當數量的選票。
這真是我們曾經了解的那個美國嗎？但只有當我們了解上述事實，才能明白為什么美國的中下層會贊同特朗普廢除《平價醫療法案》；才能明白為什么特朗普以各種手段威脅美國企業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資收入、威脅美國跨國企業的制造業崗位回流時，會獲得美國中下層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為什么當美國輿論一邊倒的認為是中國人利用全球化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時，特朗普還將獲得美國中下層更多的認同。我們真正要關心的是，上述觀點真是正確的嗎？上述做法真的能解決美國本土今天的問題嗎？
美國衰落了嗎？并沒有。美國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國有126家企業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當部分處于高端產業；美國仍然是高科技強國，除了芯片、軟件之外，在國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藥等領域，仍有巨大優勢。美國的基礎創新能力仍然最強，大量的基礎創新仍然出自美國的一流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美元仍是世界貨幣，我們今天仍然處在一個美元體系的世界中。美國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難以想象，跨國企業高管動轍數千萬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經營不善或丑聞而離職，補償金也可能高達上億美元。而作為2008年金融危機制造者的華爾街精英們，在因too big to fall獲得美國政府的救助后，仍未受到足夠的約束，甚至大量的違法交易僅以美國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結案過關。所以今天美國的問題究竟是一個美國國內的財富分配問題？還是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財富分配問題？究竟是只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決的問題，還是靠改革全球化的過往體系才能解決的問題？
二、美國歷史的成就與當下的問題
民眾對經濟狀況的不滿往往不是基于橫向的比較，而是基于現實與歷史的比較。美國20世紀的成就，不在于出現了一批超大型企業，或是獲得了某些科技的領先，也不在于建立了人類最完美的政治體制或者實現了所謂的美元霸權。美國20世紀的成就，在于美國國民作為一個整體，共享了經濟發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這是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文明能夠對全人類產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國白人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只有48歲，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歲，而到了1940年，這兩個數值已經分別提升到63歲和和52歲，這要歸功于美國衛生、醫療體系的進步和普及。1900年，美國每100戶家庭只有0.1輛汽車，而在1940年，這個數值達到了93輛，美國家庭當時擁有的汽車數量竟然占全球汽車總量的78%。而今天日常的家電，包括洗衣機、冰箱等，在1970年代，美國的普及率已接近100%。（戈登，2018）
美國的高中畢業率從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頒布的《退伍軍人權利法》惠及全美1,610萬二戰參戰者，由聯邦政府為這些二戰退伍軍人提供全額大學費用（戈登，2018）。在20世紀中葉，美國的高等教育曾經接近免費。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學的平均學費是243美元。美國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亞大學系統，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收學費。美國工人家庭的子女，完全無需承擔今天平均高達3.5萬美元的學生貸款（桑德斯，2018）。而1980年通過的《拜杜法案》，對美國政府資助的知識產權歸屬進行了重新分配，將聯邦政府資助研究取得的發明專利權，轉移給實際從事該研究的大學，再由大學將這些知識溢出并實現了商業化，最終推動了經濟的創新發展。
這些曾經的制度，為美國之后的科技創新和生產力爆發帶來了充足了智力資源，推動美國從二戰前的工人階層社會轉變為之后的中產階層社會。美國曾有一個人人皆可攀登的階梯，這是“美國夢”曾經能夠實現的根本原因。
